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节选凯丰配资
韩愈
孤臣昔放逐，血泣追愆尤。汗漫不省识，恍如乘桴浮。
或自疑上疏，上疏岂其由。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
上怜民无食，征赋半已休。有司恤经费，未免烦征求。
富者既云急，贫者固已流。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
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
亲逢道边死，伫立久咿嚘。归舍不能食，有如鱼中钩。
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閤门，为忠宁自谋。
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陈畿甸内，根本理宜优。
积雪验丰熟凯丰配资，幸宽待蚕麰.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
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州。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
展开剩余89%韩愈的《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是一首兼具叙事、抒情与议论的长篇古诗，节选部分以自传式的笔触，记录了他因直言进谏而遭贬谪的经历，字里行间满含对民生疾苦的悲悯、对忠而被贬的愤懑，也暗藏了与柳宗元、刘禹锡的深厚情谊。以下从诗歌解析、韩愈心路、韩柳刘交游故事三方面展开：
一、诗歌节选解析：以 “贬谪” 为线，串联民生与忠直
节选部分可分为 “忆贬谪之由”“述民生之苦”“抒进谏之忠”“叹贬迁之愤”四层，逻辑清晰，情感层层递进：
1. 开篇：贬谪后的迷茫与自我叩问
“孤臣昔放逐，血泣追愆尤。汗漫不省识，恍如乘桴浮”，开篇以 “孤臣” 自喻，点明自己被贬的处境 ——“放逐” 后独自落泪反思 “愆尤”（过错），却只觉 “汗漫”（茫然），像乘木筏漂泊无依。这种迷茫并非真的自认有错，而是对 “为何被贬” 的困惑，为后文揭示进谏背景埋下伏笔。
“或自疑上疏，上疏岂其由” 进一步强化困惑：他怀疑被贬是因 “上疏”（上奏章），却又不愿相信 —— 自己的进谏本是为民生，怎会成为贬谪的理由？
2. 核心：铺陈京师旱灾的民生惨状
这部分是韩愈进谏的 “事实依据”，也是全诗最具感染力的段落，以白描手法展现灾难下的人间疾苦：
顶层政策与底层执行的矛盾：“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上怜民无食，征赋半已休。有司恤经费，未免烦征求”—— 皇帝本已怜悯百姓，下令减免一半赋税，但地方官吏为 “体恤经费”，仍强行搜刮，政策到基层完全走样，凸显官僚体系的腐朽。 贫富差距与百姓绝境：“富者既云急，贫者固已流。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 连富人都感到窘迫，穷人更是流离失所；民间竟有 “赤子（婴儿）弃于渠沟” 的惨剧，将民生疾苦推到极致，触目惊心。 卖子求生与人性冷漠：“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 百姓为换一斗粟米，竟要卖掉儿子，却仍无人肯怜悯；“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亲逢道边死，伫立久咿嚘”—— 韩愈亲眼所见：路边饿殍遍地，他目睹有人死在道旁，只能长久伫立、呜咽叹息，个人的无力感与对百姓的悲悯交织。 自我共情：民生之痛刻入骨髓：“归舍不能食，有如鱼中钩”—— 目睹惨状后，韩愈连饭都吃不下，内心的痛苦像 “鱼被鱼钩勾住” 般煎熬，这也成为他后来 “上疏进谏” 的直接动因：百姓之苦已让他无法置身事外。3. 转折：进谏的初衷与被贬的结局
“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 是关键转折 —— 韩愈恰逢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御史” 主监察、进谏），认为自己肩负 “言责”，理应在 “得言秋”（可直言进谏的时机）为百姓发声。
“拜疏移閤门，为忠宁自谋。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陈畿甸内，根本理宜优”，直白写出进谏的纯粹：他到閤门递上奏章，并非为自身谋利，而是 “为忠”—— 上陈百姓疾苦，恳请朝廷不要断绝他们的生路；下陈京城附近（“畿甸”）是国家根本，理应优先安抚，政策逻辑清晰，尽显 “以民为本” 的忠直。
然而结局却截然相反：“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州”—— 皇帝本已被奏章打动，司空（古代高官，此处指宰相）也感叹他考虑周密，众人都以为政策会立刻实施，韩愈却反而被贬到 “炎州”（南方炎热偏远之地，此处指阳山，韩愈首次贬谪地）。这种 “预期与现实” 的巨大落差，将朝廷的 “忠而见弃” 刻画得淋漓尽致，也暗含韩愈的愤懑与无奈。
最后 “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在贬谪的失意中，突然提及 “同官” 中的柳宗元、刘禹锡 —— 同朝为官的人皆是才俊，但他尤其与柳、刘交好，既为后文抒发与二人的情谊铺垫，也暗示：柳、刘与他一样，都是心怀理想、敢于直言的 “才俊”，三人的命运早已因共同的政治立场而绑定。
二、韩愈：从 “直言进谏” 看其 “文以载道” 的人格底色
节选诗歌本质是韩愈 “人格” 的缩影 —— 他的 “文” 始终为 “道” 服务，而 “道” 的核心是 “儒家的民本与忠直”：
对民生的悲悯：超越官僚的 “士人情怀”：作为官员，他本可对民生疾苦 “视而不见” 以自保，但他却将 “亲逢道边死” 的冲击刻入内心，甚至 “归舍不能食”，这种 “共情力” 源于儒家 “仁者爱人” 的底色，也是他区别于一般官僚的关键。 对忠直的坚守：“虽九死其犹未悔” 的勇气：明知进谏可能触怒朝廷，仍坚持 “为忠宁自谋”，哪怕最终被贬 “炎州”，也未动摇 —— 这种 “不畏贬谪、敢于发声” 的态度，贯穿韩愈一生（后来他因反对唐宪宗迎佛骨，再次被贬潮州，仍写下《论佛骨表》直言劝谏）。 对友情的珍视：贬谪中的精神慰藉：在 “反迁炎州” 的失意中，特意提及 “偏善柳与刘”，可见柳、刘二人在他心中的分量 —— 他们不仅是同朝为官的 “同事”，更是志同道合的 “知己”，这种友情成为他贬谪生涯中的重要精神支撑。三、韩愈、刘禹锡、柳宗元的故事：志同道合的 “永贞革新” 群体
韩愈与柳宗元、刘禹锡的深厚情谊，源于他们共同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经历，核心围绕 “永贞革新” 展开，三人的关系可概括为 “志同道合 — 命运与共 — 隔世相望”：
1. 初识：科举与仕途的交集，奠定志同道合的基础
三人都出身中小地主家庭，均通过科举进入仕途（韩愈贞元八年中进士，柳宗元贞元九年中进士，刘禹锡贞元九年中进士），早年都曾在京城为官，且都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如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赋税苛重）有深刻认识，主张以儒家思想改革弊政，实现 “中兴”。
韩愈与柳宗元：虽后来因 “古文运动” 的某些观点有分歧（柳宗元更强调 “文以明道” 的 “道” 需兼顾现实，韩愈更强调 “儒家道统” 的传承），但核心都是反对六朝以来的 “骈文浮艳之风”，主张 “文以载道”，是 “古文运动” 的核心领袖（后世将二人并称为 “韩柳”）。 韩愈与刘禹锡：刘禹锡性格豪迈，才华横溢，与韩愈都擅长诗歌与散文，二人在京城为官时多有唱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注高度一致（刘禹锡后来也写下《观刈麦》等反映民生的诗歌）。2. 核心：“永贞革新”—— 共同的政治理想与命运转折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 年），以王叔文、王伾为核心，柳宗元、刘禹锡为骨干的改革派，发起了 “永贞革新”，旨在打击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减轻百姓赋税，韩愈虽未直接加入改革核心，但他的政治主张（如减轻民生负担、整顿吏治）与革新派高度契合，且与柳、刘二人立场一致。
然而，“永贞革新” 仅持续 100 余天便失败（顺宗退位，宪宗即位，改革派被清算），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史称 “二王八司马事件”—— 这是三人命运的重要转折点：
韩愈虽未被贬，但因曾为改革派发声，也受到排挤，后来因反对宪宗迎佛骨被贬潮州； 柳宗元在永州写下《永州八记》《捕蛇者说》等名篇，借山水抒发抑郁，却始终未放弃对 “道” 的坚守； 刘禹锡在朗州写下《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尽显豪迈不屈，即便后来多次被贬，仍保持乐观。值得注意的是，“永贞革新” 失败后，三人虽天各一方，但始终通过书信、诗歌传递情谊：韩愈曾写下《柳子厚墓志铭》，高度评价柳宗元的才华与人格，感叹他 “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刘禹锡则在柳宗元去世后，整理他的文集，让其思想与文学成就得以流传。
3. 终章：隔世的缅怀 —— 友情跨越生死
柳宗元于元和十四年（819 年）病逝于柳州（他被贬柳州刺史时，曾积极兴修水利、兴办学校，改善当地民生），年仅 47 岁。韩愈当时在潮州被贬，听闻噩耗后悲痛万分，写下《祭柳子厚文》，文中 “凡物之生，不愿为材；凡材之生，不愿为器；器之既成，患其不毁”，既是对柳宗元才华的惋惜，也是对他一生 “忠而被贬” 的愤懑。
刘禹锡则在柳宗元去世后，承担起照顾其家人的责任，并将柳宗元的诗文整理成《柳河东集》，为后世保留了珍贵的文学遗产。后来刘禹锡晚年回到洛阳，仍时常在诗中缅怀柳宗元与韩愈，如《重至衡阳伤柳仪曹》中 “忆昨与故人，湘江岸头别”，字里行间满是对旧友的思念。
韩愈的这首诗节选，不仅是他个人贬谪经历的记录，更是中唐时期知识分子 “以道自任” 的缩影 —— 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三人，虽命运多舛，却始终坚守 “为民发声、为道献身” 的理想，他们的友情因共同的理想而深厚，他们的文学与思想因 “忧国忧民” 而不朽。
从诗歌中的 “亲逢道边死” 到柳宗元的 “苛政猛于虎”凯丰配资，再到刘禹锡的 “沉舟侧畔千帆过”，三人用不同的笔触，书写了中唐知识分子的悲悯与坚韧，也为后世留下了 “士人之魂” 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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